| 当前位置：牛搬家 >>> 资讯 |
原标题: 绍兴十二年：打开的杭州与历史
公元1131年，逃亡中的宋高宗在慌忙不迭中拉来“绍兴”的年号，虽他怀抱“绍祚中兴”之意，但在今天的人看来，其中多少有一丝战战兢兢的味道。
到绍兴十二年，偏安杭州的小朝廷，是有些自诩中兴的意思了。
那一年大年初一，五更的梆鼓声响起，百官自丽正门鱼贯而进，绍兴十二年的大朝会开始了。只是，昔日的阵势全无，“法驾、伞扇、仪卫、雅乐等等都是临时拼凑的，不成体统，只能聊胜于无”。
即使如此，到这一年的末尾，皇太后依然说??这么多年，就今儿这个年过得舒心。
是呵，十几年了，在这座城，连皇帝都以“临安”的心情拼凑着过日子，胆战心惊之中，好似得随时收拾了包裹开溜。终于，赶在绍兴十一年议了和，又“拔掉”了岳飞??猛将战场驰骋，但谁能料定下一个转角他又成了心头大患。
这下，仿佛好了！
江南的日子，从汴京而来的皇族总算捱过了十多年，除夕的窗外，此时火树银花。
夏坚勇先生在新作《绍兴十二年》中，写出了南宋历史上具有分水岭和里程碑意义的一年。
直把杭州作汴州。绍兴十二年，离林升写下《题临安邸》已过去了15年(1127-1142)，不知道赵构有没有这么想：是该抛却暂居的心思了。
南宋王朝孱弱，高宗赵构听信他言，岳飞莫须有之死??在我们的认知之中，历史早已做了如此的宣告。
夏坚勇在浩繁之中，去探寻一个王朝的细节。从他的文字之中，我们可以看到，历史俨然有着另外的面孔，它有时代大势，有个体的筹谋。南宋的病弱，自不必说，但高宗有着高宗的心机，而岳飞有着岳飞的粗莽。在对江山的掂量之中，良善与奸佞，都在不自觉之中，做了权力之手的棋子，被腾挪。落子之处，甚至还有另外的回声。
确实，这便是历史，岂是善恶，正义，与首尾两端这么分明，只有陈潜其中的人，才能把住那些细细且复杂的脉搏。
由《绍兴十二年》，不能不想起夏坚勇的散文集《湮没的辉煌》??曾获首届鲁迅文学奖，与余秋雨的《文化苦旅》一同被学术界誉为“双璧”。同样精于历史大散文写作的还有祝勇，他写“辽宁大历史”，写“故宫的风花雪月”，将历史的暗涌置于风月之中，在引人入胜中，来一记入骨的“击打”。
如同夏坚勇在《绍兴十二年》中，将南宋杭州的风俗、物价、科举、学潮、艺文、官制、茶政、马政、度牒、驿传、地理、气候、产业、外贸……镶嵌于一个波澜起伏的大情节的框架内。王室争斗不停，市井叫卖声嚣。他们凭一支笔走向更为深广的历史时空和精神世界。
他们之后，在网络形成的读写交互之下，历史写作也具有了娱乐性，写的与读的，都要个好玩儿。
比如杭州作家曹?。9年前，他写就了《流血的仕途》，那李斯，嬉笑怒骂，全然不是我们心中之乎者也的古人风貌。几乎同时期，还有当年明月的《明朝那些事儿》。
当然，这些被称之为“通俗新史学”的历史文学作品，不管表达方式如何，其内里终究遵循着基本的史实，作者也怀有对历史的敬畏，只是它更在意读者的阅读口味，也凸显了一个时代的多元与想象力。
在这样的坚持之下，每一种历史写作其实都是有意义的，写作者们手持一把把不同的钥匙，打开已然发生，却未被后人全部知道的过去。干瘦，或者被误解的历史，因为这些不同的写作，日益丰满起来。
《绍兴十二年》当然与杭州有关，对于生活在这座城市中的人来说，这是一个读它的理由。然而，旧日的掌故、人群的生息，已然成为过去。夏坚勇说，他并不愿意以历史来映照现实，但旁观的人能“读出一点历史、现实和人生的况味，我也就很满足了”。
如同，在《绍兴十二年》结尾的那一问??绍兴十二年的雪停了吗？
那么，你又读到了什么？
那一年，杭州的几件事
春旱：由于进入正月后江南滴雨未下，所以绍兴十二年整个江南遭遇春旱。到了清明节后一天，连临安都发生了火灾，还差点延及太庙。
科举：绍兴十二年参加殿试的考生总共二百五十四名，其中秦桧的养子秦?、侄子秦昌时和秦昌龄都在其中，而才子陆游却没有取得殿试资格。
度牒：度牒是官府发给出家人的身份证，附带一些特权，比如免除租税徭役甚至犯了罪都可逍遥法外。而度牒是可以花钱买的。绍兴十二年，为了迎接宋高宗赵构的生母韦太后被金国释放回来，官家下诏增筑慈宁殿，而支付的形式，不是用钱，而是用度牒。
太后回銮：绍兴十二年八月二十一日，文武百官至临平镇迎接韦太后。回来之后，韦太后入住慈宁宫。按照绍兴初年的银、绢及铜钱比价，供奉标准一年的费用超过十万两(匹)。而宋金议和，南宋每年给金国的岁贡也只有二十五万两(匹)。
圣节：圣节是一年中除了元旦和冬至最重要的节庆。是皇帝和皇后的生日。绍兴十二年皇太后韦氏的圣节是十月二十五日。这是一场寿宴，有一台盛大的文艺表演，而老太太要敬二十七巡酒。
根据《绍兴十二年》整理
凭一部《绍兴十二年》，夏坚勇再问岳飞之死，再探南宋杭州生活
在喧嚣的市井之声中
写出南宋王朝的气象
“黄仁宇先生写过一本《万历十五年》，通过一年写出了一个明王朝，我为什么不能通过绍兴十二年写出一个宋王朝呢？”这是夏坚勇当初的想法。
当然，并不是说随便挑出任何一个年份来都具有典型意义，都能写出一个大时代，这一刀一定要切得准。
那么绍兴十二年的典型意义何在呢？夏坚勇是这样认为的：绍兴十二年是南宋历史上具有分水岭和里程碑意义的一年。
“此前，绍兴十一年年底，宋金和议正式签署，腊月二十九日，岳飞被杀，这既标志着靖康之难后长达十五年战乱的结束，又是南宋王朝此后一以贯之的外示苟且内图繁荣这一基本国策的转型期，”
所以，夏坚勇选择了这一年所发生的一系列事件，“对于观照整个南宋以至中国的封建社会，都具有相当典型的标本意义。”
岳飞之死
这是政治冲突的必然结果
记者(以下简称记)：千百年来，“岳飞被秦桧以‘莫须有’罪名加害”已成人们的共识。是什么契机，促使你深入追问“宋高宗为什么一定要杀岳飞”的问题？
夏坚勇(以下简称夏)：杀害岳飞的主谋是宋高宗而不是秦桧，这一点近年来已渐渐成为史学界的共识。
但宋高宗为什么一定要杀岳飞，却众说纷纭。比较通行的说法是，高宗要和金人议和，岳飞反对议和，也就是所谓主战派和投降派的矛盾。那是不是这样呢？
不是。至少不全是。
这中间牵涉到一系列根本性的政治原则问题，其中包括赵宋王朝的执政理念(也就是所谓的“守内虚外”)，南宋朝廷的政治格局，政权运行的内部肌理，文臣和武将之间的权力博弈，当然也包括当事人之间的个性冲突。
因为在高宗看来，岳飞不光能打仗，而且不爱钱、不好色、抱负宏远，这些都被皇帝看成是政治上有野心的表现，因为“最干净的最危险”。说白了，岳飞之死是在政治转型时，一个精于政治的帝王和一个不懂政治的大将之间冲突的必然结果。
宋高宗不是一个昏庸之主，他也不是心血来潮意气用事，他是把诛杀武将作为一个标志性动作，宣告南宋王朝进入了一个和平发展的新时期。我甚至认为，如果把岳飞和赵构互换位置，作为皇帝的岳飞说不定也会把大将赵构送上断头台的，这叫屁股决定脑袋。
记：前些年，您因为考察大运河，曾不止一次去过岳庙，当时在想什么？
夏：像赵构、岳飞和秦桧这样的人物，千百年来已经被标签化、符号化了。我们现在要做的是寻找他们之所以这样而非那样的心理逻辑。作为个体的人，每个人都在遵循他自己认为最“合理”的逻辑行事，穿透历史的迷障，从史料的蛛丝马迹中探寻人物的多面与复杂，厘清和复原历史事件本身的丰富性以及相关之间的勾连，这不仅是历史学家的事，也为文学书写提供了大有可为的空间。
我越来越觉得，宋高宗之决心杀岳飞实在不是一个很简单的问题，决不能用和战之争、忠奸之辨、善恶之分来解释，也不能简单地用当事人的个人品质来说事。
历史本身不会说话
说话的是历史学家的思想
记：写这本书之前，你曾在笔记本的封面上写过这样一句话：“好东西是聪明人下笨功夫做出来的。”这本书你准备多年，哪些环节最耗时间、最花心力？
夏：我写这句话，意在告诫自己不要浮躁，不要左顾右盼急功近利，应该静下心来把这桩事做好。
巴尔扎克说：“小说是一个民族的秘史。”作为历史题材的纪实散文，恐怕更是如此。如何透彻而准确地把握时代精神，体现独到的史识，对作家是一个极大的考验。大的事件史书上都有记载，但日常性的生活细节那是要在学习中积累的，那东西做不了假，你不懂，或一知半解，一下笔就露馅了。
在这方面，我确实下了不少笨功夫。除去看正史而外，还看了大量的野史、笔记，还有当代学者对那段历史的研究文章，特别是那些专题史的研究文章，例如饮食、服饰、宗教、娱乐、物价、气象、艺术、官制之类。
我甚至还从宋词中搜集风俗习惯方面的内容。例如我写韦太后回銮时，初稿中写奉迎的队伍从艮山门进城后，经万岁桥、御街，进和宁门，再到慈宁宫。后来一想，不对，和宁门是宫城的后门，由于南宋的宫城是座南朝北的，所以平时大臣上朝为了方便从这里走，俗称“倒骑龙”，但每逢重大典礼，还是要从正门进出的。正门是丽正门，太后回銮这样的大事，自然不会“倒骑龙”，应该从丽正门进入大内。于是我重新拟定了奉迎的路线。所谓的历史感就是从这些具体而微的情节和细节中得到体现的。
记：“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能否更详细地解释这句话。在《绍兴十二年》的创作中，你是如何体现这一思想的？
夏：克罗齐的这句关于历史哲学的格言，这些年被人们引用得很多，也引起了一些误解甚至混乱。在我看来，这句话的精髓不是否定历史的客观性，也不是主张对历史采取实用主义或鼓励历史研究中的借古讽今。他只是说出了一句关于历史研究中的大实话：研究历史，在相当大的程度上离不开研究者的当下情怀。历史本身不会说话，真正说话的是历史学家的思想。
我不赞成借古讽今搞影射史学，因为那样在观照历史时往往是抓住一点不及其余的，在评判历史时也往往是夸张而偏激的。
这就如同史料是一堆积木，用积木构建什么样的建筑物是研究者“当下”的主观意愿。即使是司马迁那样的大家，在书写历史时也难以掩饰自己的好恶，例如他笔下的刘邦和项羽，虽成王败寇，但个人品行上却高下立见，司马迁无疑更赞赏后者。
这中间，深入是基础。比资料更重要的是思想，比思想更重要的是感情，比感情更重要的是风骨。
再现一个王朝的气象
宫廷和民间皆不可偏废
记：关于历史写作，黄仁宇的《万历十五年》以人物为主线，而《绍兴十二年》则以时间为主线，你为何以月份为叙述主线，每月的主要事件又有何选择标准？
夏：我写东西从来不会去着意趋附某种既有的理念或套路，我只遵从自己的内心感受。黄仁宇先生的《万历十五年》等著作我都认真读过，初读时的那种震撼毋庸讳言，从中亦学到了不少东西，例如他总是把自己研究的对象放在一个更广阔的时空背景下去考量，他善于选择那些最富于历史“意味”的史料甚至细节，以及他对一个时代的经济和金融体系研究的深厚功力。他是历史学家，又有中西文化的背景，其专业研究达到的高度我是无法望其项背的。我是一个作家，我的优势是对人的情感和心理的深度剖析，以及汪洋恣肆的表达能力。
《绍兴十二年》之所以采用按时序推进的写法，是表达的需要，即通过绍兴十二年这个历史的横断面，以一个排比有序的时间脉络为经线，以该年发生的一系列重大事件为纬线，全方位地反映那个时代的政治风云和社会生活。对于一本以一个年度为表达对象的书来说，按月为序，每月一章，会给人一种严格的时间确定性，从而体现出一种庄严而沉重的历史感。
至于每月主要事件的选择，则是我在通读了大量有关那个年代史料的基础上，预先确定了全书要表达的内容，然后再结合该年每月所发生的具体事件，把与之有关的内容放进去，加以发挥。
记：你曾说，宋代文化的特征主要是市民文化，所以除了写宫廷政争，你更注重深入考察临安市民的生活肌理，你为什么要采用这种勾连、镶嵌微观与宏观的历史写作方式？
夏：我经常喜欢一个人沉思冥想，想象中国历史上各个王朝的典型意象，如果要用一幅画面来对应中国历史上各个王朝的气象，那么汉朝就该是边关的一轮冷月，而唐朝就是盛大的宫廷歌舞。宋朝呢？那是市井上一派喧嚣的叫卖声，九流三教、引车卖浆、瓦舍勾栏、歌吹入云。商品经济和市民文化是宋代最重要的特征，那个王朝的质地虽然有点软，却也可称繁荣。
要在作品中再现一个王朝的气象，你就要写出社会生活和文化的厚重感，宫廷和民间皆不可偏废。
书中写临安四时八节的风俗礼仪；写绍兴年间的物价，斗米斤盐的指数，地租的比例，铜钱与金、银的比价；写高宗去天竺山敬香途中看到人力拉犁而引起的感慨；写朝廷征收的军马从川陕边陲的马场送到临安的八千里云和月，这些都不是信口开河。即使写高宗为了接待川陕方面的大将吴?，要加一道水煮牛肉，并且一定要用川盐调味，情节虽有虚构的成份，但也是严格基于对人物性格的把握，既体现了高宗心思缜密，精于权谋，即所谓历史情境下人物行动的内在可能性；同时也写出了当时宫廷和民间的生活情调。
正是通过这些看似不重要的日常性展示和细节描画，反映了南宋王朝政权运行的内部肌理。为什么一定要用肌理这个词呢？因为我觉得这个词很重要，一个物体有没有生命，看肌理；一个作品有没有生命，也看肌理。一部文学作品的生命，不仅指向当下的鲜活饱满，而且指向久远的流传。